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陶瓷堪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早在距今约两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制陶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大约在前1万年我们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出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十几个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其主要品种有灰陶、彩陶、黑陶和几何印纹陶等。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这时的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掺杂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细泥彩陶具有独特造型，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还有美丽的图案。
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包括北辛文化和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
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彩陶的地区性文化遗存。
马家窑文化指中国黄河上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村而得名，距今约5800─405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
夏代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黑陶和棕褐陶次之，红陶极少见。陶器制作一般都较规整，质量较好。
商代（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制陶手工业亦较夏代有了较大的发展，陶器品种较前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明显的提高。特别是精致的白陶，代表了历史上白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商代中期出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诞生，更标志着制陶工艺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为我国瓷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陶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也有夹砂和泥质红陶。器形以袋状足、圈足和平底为主要特征。常见器形有鬲、甑、豆、罐、瓮、盆、盂等。陶器的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兼有一些刻划纹、弦纹和几何图案的拍印纹等。
陶器的产生是世界性的现象，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有史前的陶器遗存；而瓷器都是中国的发明，它的早期形态原始瓷产生于3000多年前的商代。当时有一部分陶器用高岭土做胎体的原料，这一方面提高了烧成温度，使胎质坚致、不渗水；另一方面也使胎体的颜色由深变浅，提高了洁白度。器表施一层用草木灰和瓷石配合而成的高温釉，经过1200℃以上高温烧制后，台釉结合在一起，使器物具备了瓷器的条件。原始青瓷与陶器虽已有本质的区别，但在烧造工艺上与真正的瓷器相比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故称“原始青瓷”。
秦汉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突出的成就是完美的陶塑和低温铅釉的发明。这一时期还完成了从原始瓷到瓷器的发展，为以后瓷器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陶塑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但秦汉时期的陶塑艺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境界，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典型代表自然就是兵马俑，与真人无异不说，还各具形态，神色兼备。
到了汉代经过一番创新，出现了铅釉陶胎质薄，颜色漂亮。东汉再接再厉，又发明出了青瓷，釉质硬，器形美。东汉时期真正瓷器的批量烧造，堪称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从三国到南朝陈灭亡的360余年中，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长期陷于分裂和对峙的局面。在这期间，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割据势力为增强武力、扩大财源和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逐渐放松了对手工业者和工匠的人身控制，手工业者和工匠对豪强、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手工业者获得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的自由用于组织生产和改进技术。这一点在这个时期的陶瓷生产上反映得最为显著，浙江及江苏等地青瓷生产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魏晋人由于饱受三国时期的战争之苦，所以要停下来享受生活，这种情趣充分体现在瓷器造型上，比如在很多的壶、罐等瓷器上出现大量的动物造型装饰，非常和谐美观。已经出土的有熊尊、鸡头壶、青瓷羊、青瓷虎子等多种造型。
隋朝虽然只有短短的30余年的时间，但在瓷器烧制上却有着它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像京杭大运河一样，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隋朝的陶瓷烧制有了新的突破，不但青瓷烧造更好，白瓷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隋代青瓷继承南北朝青瓷的优良传统，釉色青绿而透明，釉面有细碎的片纹，玻璃质感极强。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与北朝相比，隋代白釉瓷器的烧制工艺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一批白釉瓷器看，较之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的白瓷，釉质已有较大提高，全不见早期白瓷白中闪黄或闪青的痕迹。如果以北齐范粹墓出土的初期白瓷为起点，到隋李静训墓为止，历时33年，白瓷的烧制技术终于成熟。
在唐代，制瓷业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以越窑的青瓷为代表，北方则以邢窑的白瓷著称。当时越窑生产规模庞大，产品备受世人青睐，许多文人纷纷吟诗作赋赞美它。唐人陆羽撰《茶经》，形容越窑青瓷“类玉”、“似冰”，并把越窑列为唐代诸窑之首。诗人陆龟蒙则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窑青瓷比作千峰翠色，苍郁葱茏，沉静深远，形象地表达出越窑青瓷所蕴含的艺术魅力。
越窑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南方青瓷窑场，唐代的窑址主要在今天浙江省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生产年代自东汉至宋。唐代越窑青瓷的主要特点是胎质细腻致密、釉层匀净、釉色青中泛黄。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北方窑场，属中国北方最早烧制白瓷的窑场。其窑址位于今天河北省邢台市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一带。邢窑白瓷的白度非高，有类雪、类银的美誉，按瓷胎的质地，可分为粗、细两类。除了白瓷，邢窑瓷器的釉色还有青、黑和褐黄等多种。
至于唐代的当家产品当然是唐三彩，闻名海内外。色彩亮丽，主色就只有三个颜色，黄、绿、青三色铅釉。虽然它叫唐三彩，但不一定是件唐三彩就都同时具备这三个颜色，类名而已。唐三彩分布于长安、洛阳两地，长安的称西窑，洛阳的称东窑。最广为喜爱的就是唐三彩中的骆驼和马，栩栩如生，姿态万千，所展现出的人物性格迥异分明，收藏价值很高，是我国陶瓷中的典范之作。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动荡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在陶瓷生产方面，瓷窑数量略有减少，但瓷器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一时期的主要瓷窑有：越窑、耀州窑和定窑，主要瓷种是：青瓷。
越窑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瓷窑，位于五代吴越国的境内，青瓷烧制历史悠久，唐人陆羽曾将其列为青瓷名窑之首。当时，作为“秘色瓷”的青瓷已经成为吴越国钱氏的一大特产，具有了“官窑”的性质。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14件唐代越窑青瓷，同在地宫出土的衣物帐碑上将这些越窑瓷器明确记载为“瓷秘色”。其中一件与下图此件八棱瓶相同，因此这件越窑青釉八棱瓶亦应属于秘色瓷。
耀州窑五代青瓷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五代时北方制瓷业的空白，又揭示了耀州窑借鉴越窑青瓷的工艺技术烧制出了更为精细的青釉器。该窑采用的细小支钉装烧工艺和薄层釉开片的釉料配制及烧成技法，又给宋汝窑片纹青瓷的烧制以影响，对北方青瓷生产的不断出新，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辽、宋、西夏、金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遍布各地，出现了陶瓷史上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这是中国瓷器的真正巅峰时期。宋瓷享誉世界一直是以一种“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样子存在着，是真真正正的突破天际的至强时期。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广被世人所知。
汝窑，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今河南省汝州市张公巷和宝丰县大营镇清凉寺村均发现汝窑烧造。汝瓷造型古朴大方，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之美妙，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汝窑始于唐，盛于北宋，金灭北宋后，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中国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且其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亦不多，在南宋时汝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流传到今的已不足百件，其中台北故宫21件，北京故宫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戴维中国艺术基金会7件，其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10余件。
官窑，是南宋宋高宗时期一些窑口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供御捡退，在当时俗称“官窑”。南宋官窑瓷器沿袭北宋风格，规整对称，宫廷气势，高雅大气，一丝不苟。因为胎土含铁量极高，手感沉重，胎土呈深黑褐色，后称“紫口铁足”。釉面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釉面多层反复细刮，釉光下沉而不刺眼，纹理布局规则有致，造型庄重大方。
哥窑，创使者为浙江省处州的章氏兄弟，哥哥章生一所烧者为“哥窑”，而弟弟章生二所烧者为“弟窑”，又被称为章氏窑，龙泉窑。哥窑胎多紫黑色、铁黑色、也有黄褐色。釉为失透的乳浊釉，釉面泛一层酥光，釉色以炒米黄、灰青多见，釉面大小纹片结合。经染色后大纹片呈深褐色，小纹片为黄褐色，也称“金丝铁线”、“墨纹梅花片”、“叶脉纹”、“文武片”等。这是传世哥窑的主要特征之一。器形有各式瓶、炉、尊、洗及碗、盆、碟等。多见仿古造型，底足制作不十分规整，釉面常见缩釉和棕眼。
钧窑，河南省禹县，古代称为钧台，明代称钧州，所以命名为钧窑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高峰，其工艺技术发挥到极致。钧窑瓷器历来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在宋代五大名窑中以“釉具五色，艳丽绝伦”而独树一帜。古人曾用“夕阳紫翠忽成岚”等诗句来形容钧瓷釉色灵活、变化微妙之美。传统钧瓷瑰丽多姿，釉中红里透紫、紫里藏青、青中寓白、白里泛青，可谓纷彩争艳。釉质乳光晶莹，肥厚玉润，类翠似玉赛玛瑙，有巧夺天工之美。
定窑，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宋代属于定州，所以称定窑，是继唐代邢窑之后，生产白瓷最好的瓷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以产白瓷着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定窑分北定和南定，因为宋室南迁的原因，一部份到了景德镇，一部份到了吉州，就称为南定。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兵灾，逐渐衰落和废弃。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到了元朝，定窑终于逐渐没落。
宋代各种美学事业鼎盛空前，所以陶瓷也是给力的不行，除了上述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北方地区的辽、西夏陶瓷，既受中原陶瓷工艺影响，又独具民族风格，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奇葩。辽代瓷器造型基本上是在本民族原有的皮革、金属容器造型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化后逐渐形成的，民族特征十分鲜明，如鸡冠壶、鸡腿瓶、洗口瓶等。这些器物置于帐中能节省空间，出行又便于提拿携带，实用性较强。
西夏地区的瓷器烧造深受磁州窑系的影响，釉色有白釉、青釉、褐釉、黑釉、茶叶末釉等，装饰风格亦有些相近，有白釉剔花、白釉划花、黑釉剔花、白釉点褐彩等品种。纹饰以花卉纹为主，造型硬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女真人灭北宋后，金代制瓷业在北宋基础上继续发展，耀州窑、磁州窑、钧窑、定窑等著名瓷窑，均烧造独具北国粗犷雄浑艺术风格的陶瓷。
说到元代，就不得不提青花瓷。青花瓷是在白瓷上用钴料画成图案之后再进行烧制而成的，只用一种蓝色，但颜料的浓淡、层次，都可以呈现出极其丰富多样的艺术效果。
唐代是青花瓷器的滥觞期，从扬州出土的青瓷残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而且不少瓷片的花纹是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可证明当时的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只可惜到了宋代，青花瓷器逐渐走向了衰败。
元青花的出现，仿佛横空出世一般，仅在几十年后就把青花瓷推上了第一个艺术顶峰。元朝时期，文人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缺乏晋升通道，只好寄情于艺术。在此背景下，中国画的技术在失意文人的手中带入到瓷器制作中，他们用国画的笔法在瓷胎上描绘图案，并融入中国故事，将瓷器艺术与国画巧妙结合，这也是元青花成为艺术高峰的重要原因。元青花的纹饰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流畅有力，题材丰富。
据文献记载，明代自洪武二年（1369年）起，朝廷即专门在景德镇设窑场烧造皇家用瓷。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采取改革赋役、扶植屯垦、保护工商、严惩贪污等措施发展经济，以恢复汉族统治、重建礼乐制度为己任。对景德镇御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证实，此时景德镇烧造的瓷器不仅有日用器、祭礼器以及专门用来赏赐的器物，而且还烧造各种釉色的大瓷瓦供南京修建宫室建筑。整体看，洪武朝瓷器的品种、造型、纹饰等大致沿袭元代，以青花、釉里红瓷器最具代表性，器物造型浑厚、纹饰繁密、画风古朴。特别是由于技术原因，产品纹饰呈色多暗淡，时代特征鲜明。
永乐、宣德是明代御器厂的辉煌时期，不仅青花瓷器被后人誉为明代青花瓷器之冠，鲜红、祭蓝、甜白等颜色釉瓷器也备受后世称道。典型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使用进口青料描绘纹饰，纹饰呈色浓艳，常有洇散和氧化铁结晶现象，犹如中国传统水墨画。永乐皇帝雄才大略，征蒙古、讨安南、下西洋，把明王朝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景德镇也因此成为世界工艺品制作中心之一。从这一时期的御窑产品上，可以看到较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如花浇、无当尊、八方烛台、双系背壶等造型都是受文化影响的产物。
宣德皇帝是一位自皇太孙、皇太子而登大位的太平天子，景德镇御窑产品在前代已有的造型基础上，还出现大量蟋蟀罐、鸟食罐、花盆、花瓶等器物，并成功仿烧汝釉、哥釉等瓷器，再现了坐享盛世君王的宫廷生活。永乐、宣德时期是明代御用瓷器署皇帝年号款从出现到逐渐成为定制的重要时期。永乐朝御窑瓷器年号款均为篆体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多刻划、模印或书写于碗、盏一类器物内部，个别器物署于外部。宣德朝御窑瓷器上所署年号款既有沿袭永乐旧制的篆体宣德年制款，但更多出现了楷体宣德年制和大明宣德年制款，落款位置不固定，或署于器物内、外底部，或署于器身其他部位，故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法。
天灾人祸不断，致使景德镇的制瓷业受到一定影响，但并未停止烧造。长期以来，由于一直未发现署有这三个朝代年号款的御窑产品，人们对这一阶段御窑制瓷面貌的认识模糊不清，曾有将这三朝视为是明代御窑制瓷发展史上空白期或黑暗期的提法。近年来，随着景德镇御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对空白期御窑瓷器有了新的认识。
成化（1465~1487年）时期成化皇帝急于朝政，开启明代君王不与大臣面议朝政之先河。不过，他爱好书法、擅长丹青，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瓷器烧造兴趣浓厚。据记载，成化年间，宫廷和地方官员曾因灾异和耗费巨大多次建议朝廷下令停用瓷器烧造，成化皇帝对这些意见却均未立即采纳。成化御窑瓷器的特点是：胎质洁白细腻、釉面光滑莹润、构图疏密有致、设色清丽典雅、绘画技艺精湛，以造型小巧的器物较为多见。在众多瓷器品种中，以斗彩声誉最高，其中鸡缸杯、高士杯、婴戏杯、三秋杯、天字罐等，均堪称脍炙人口的名品。
弘治（1488~1505年）时期弘治皇帝躬行节俭、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其统治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据文献记载，弘治朝景德镇御器厂曾几次停烧，因此署弘治年号款的传世品亦不多见。弘治朝御窑瓷器风貌与成化朝大致相同，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又有不少时代特色鲜明的品种，如此时期生产的浇黄釉瓷器，因釉面滋润，釉色淡雅娇嫩，故后世常美称为娇黄釉，超越宣德、成化朝的同类产品，技术已臻炉火纯青，堪称明代浇黄釉瓷器的典范。此外，白地绿彩、黄地绿彩、白地酱彩、黄地青花、矾红彩等也均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品种。
正德（1506~1521年）时期，正德皇帝是明代历史上颇受争议的帝王。他一方面刚毅果决、躬御边寇；一方面耽乐嬉游、声色犬马。正德御窑青花瓷器基本保持了成化、弘治时期的淡雅风格，但已开始逐步向嘉靖、隆庆、万历青花瓷器浓重的色调过度，大型器物也日渐增多。与前代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受到多种文化影响，瓷器上常以阿拉伯文装饰，有的还用八思巴文书写年款。此时的孔雀绿釉、素三彩等品种，成就卓越，成为恒赫一时的名贵品种。
这是明代御窑制瓷发展由兴盛到衰落以至终止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景德镇御窑烧造基本采用官搭民烧的生产方式，产品整体面貌与前朝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烧造产量大、造型丰富，大件器居多，胎体厚重，制作工艺略显粗糙，装饰纹样繁缚，色彩华丽等特点。虽然这一时期的御窑生产数量很大，但随着明朝国政日趋腐朽，国库空虚，民力耗竭，御器厂的烧造活动也终致难以为继，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后基本停止。与此同时，管理的松懈以及官搭民烧的施行使得御窑先进制瓷技术不断外溢到民窑，加上此时期内发展极为兴盛的国内外贸易刺激，景德镇的民窑生产由此获得了巨大发展，所产精品已完全可与御窑瓷器相媲美。
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到清代康熙二十年（1681年）7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农民起义的愈演愈烈，直至摧毁明王朝统治和清朝入主中原坐稳江山，中国社会曾发生剧烈变革。御窑生产急剧衰落，民营瓷业则因国内和亚欧市场需求的刺激而渐趋兴盛，跃居主导地位。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赦免了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一个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进入了瓷器的黄金时代。
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加上康、雍、乾三代的努力，使得中国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又迎来了一波新的春天，创造出无数水准极高的陶瓷品来，是中国陶瓷史上不凡的一笔，也有人称为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的一笔。
康熙朝的瓷器是清代景德镇瓷器的重点之一。无论从造型、品种、釉色彩绘诸方面，康熙时期的制瓷都具有较高水平。康熙官窑瓷的主要特色在于颜色釉方面。康熙早期以五彩为主，晚期创烧了珐琅彩和粉彩。
雍正一朝经历13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官窑瓷器品种十分丰富，产品烧造质量名列清瓷之冠，原因在于本朝出现了唐英那样优秀的督陶官。与康熙民窑相比，雍正民窑的传世品要小得多，但雍正民窑中有许多制作精良的瓷器，如“粉彩”“斗彩”“青花”“颜色釉”等。雍正时期的粉彩最有成就，用色调柔和淡雅，比例精细工整，所以也称为软彩；采用白粉扑底成立体状再加色彩，并染成浓淡明暗层次，清新透彻，温润平实，深具工笔花鸟之意味及浓厚的装饰性。
乾隆朝是瓷器烧造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清代景德镇达到极盛的时代。这一朝的官窑瓷以丰富，多彩的品种和制作精美而著称于世。由于乾隆元年至二十年，依然有唐英等卓越的督陶官和大批管理人才与能工巧匠，乾隆早期官窑瓷的烧造与雍正朝官窑的烧造水平几乎不相上下。乾隆二十一年，唐英殁病，官窑质日益下降。乾隆盛世的珐琅彩代表作有不少秀丽精巧作品。后来更是极工尽料，不惜成本，追求创意，综合各种工艺技法，运用在陶瓷之上，仿其他各种素材的产品也很多。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年）战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和清王朝的日趋衰败，景德镇的制瓷业亦总体上呈现逐渐衰退的局面。但清代晚期御窑瓷器仍然有闪光的亮点，例如同治皇帝大婚和慈禧皇太后庆寿用成套餐具的批量烧造，有如天边一抹晚霞，闪现余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