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从事古陶瓷鉴定、陈列和研究工作三十多年，不少古陶瓷经他的鉴定重新断代，更有一大批古陶瓷通过他的布展得以面对世人。在他眼中，鉴定好古陶瓷、传播好传统文化就是自己的使命。让我们跟随今天（3月19日）的《卓越人才》系列报道一起去看看。
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何以中国”大展的现场，穿过驻足观看的游客，吕成龙和同事正在根据观众的反馈研究调整展品的注释内容。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馆员 马林：一个字一个字包括每一条注释的来源都会一一核对。每一件文物的顺序，包括展台的布置、文物说明牌的调整，吕主任每一件都要亲自调整。
看似单调的工作，吕成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古陶瓷的陈列、保管、研究，尤其是最难的鉴定，一步步都讲究甘于清苦、耐得寂寞。刚进故宫的时候，看着师傅对着古陶瓷那么一看、一摸、轻轻一敲就判定了真假，吕成龙立志也要学会。可古陶瓷鉴定没有十年八年的苦功根本入不了门，吕成龙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 吕成龙：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们积累学术资料就是靠做卡片，文献摘录卡片。那时候还是黑白照片拍的，上面要写上文物号、名称、时代、尺寸等这些信息，我现在还留下来有上万张卡片。
一张张卡片的制作整理也是吕成龙熟悉文物、积累鉴定方法的过程。积累了上万张卡片了，这样总能谈鉴定了吧？吕成龙跟着师傅背口诀、看实物，干着急也没用，因为功力还远远不够。
吕成龙：就是没有积累到这个程度，这些卡片这些东西积累得都不够，我1984年来的，一直到1998年，这过去了14年，我才写出来第一篇学术论文《试论建窑的几个问题》，这个还是得益于我到窑址去考察，在窑址采集这个标本。
为了丰富自己的鉴定知识，除了传统的“书斋考古”方式，吕成龙还要奔赴古陶瓷窑址进行实地考察。这些窑址大都位于偏远山区，道路崎岖、杂草丛生，摔跤、滑倒是家常便饭，摔伤也时有发生，必须做好要吃苦头的思想准备。
吕成龙：但是只要你对这个事业热爱，去了以后就会忘掉这些困难了，到一定程度跑窑址就有瘾，特别希望能去，而且在窑址如果能采集到一片自己中意的、喜欢的瓷片，那个心情、那个高兴劲儿你是无法表达的。
带着这份热爱和坚持，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吕成龙实地考察了全国各地三十多个窑址，独自主编或联合主编专业书籍20多部，独自编著出版专著3部，发表专业论文或文章逾百篇。
步履不停，虽然临近退休，吕成龙依旧埋首在古陶瓷间，秉持着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治学态度，还在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古陶瓷重新断代。
吕成龙：故宫博物院有一对儿斗彩鸡缸杯，原来一直认为是明代成化的，老专家也都过过眼，2016年我对故宫博物院那对儿鸡缸杯提出了疑问。后来我就把这个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在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刊》上，去年（2021年）发表的。
经过不断鉴定，吕成龙断定这对儿鸡缸杯应为康熙朝郎窑制品，这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古陶瓷鉴定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陶瓷研究者的薪火相传，故宫博物院的传统鉴定法，由于学习难度较大，致使近年呈现人才青黄不接的趋势。吕成龙开始奔走呼号，吸引和培养人才。
吕成龙：1984年来的时候，这个核桃树就跟那个墩布把儿那么粗，跟那个铁锹把儿那么粗，30多年，你看就长成这么茁壮了，这么粗了。
吕成龙拿院子里的核桃树作比喻，他希望日后还会有更多的故宫人和核桃树一道茁壮成长，培养出更多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者，让文化自信这棵大树的根基更加牢固。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主任 韩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说让我们对待文物工作一定要谨慎，一定要把文物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首先吕主任自己是这么做的，我们看到榜样在那儿，那么我们自觉也要向这个榜样去看齐。
这两天，吕成龙带领团队在为接下来的交流展做准备，他希望能够让历久弥新的文物以新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对话，更好地迈向未来。
吕成龙：随着窑址考古跟其他考古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第一手资料也越来越多，成果出得也越来越多，我们把它再分享出去，不断提升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水平，争取更多的这种话语权。我相信，随着中国古陶瓷研究的热潮不断发展，我们的人才队伍也不断壮大，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前景是越来越好的。
